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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【黨史學習教育】魯迅的“紅色朋友圈”

          發布時間:2021-11-30    信息來源:光明日報       閱讀次數:


          1931年,魯迅舉辦的木刻講習會結業合影。



          魯迅曾把中國共產黨人稱頌為“切切實實,足踏在地上,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斗者”,雖然他不是共產黨人,卻把很多共產黨人與進步青年視作“大戰斗卻都為著同一的目標”的同道者。據不完全統計,魯迅結交的共產黨人有60余人,他們的交往與異曲同工的文化選擇,成為中國現代文化史上難忘的紅色記憶。



          與李大釗、陳獨秀:

          為了文學的革命



          1918年1月,魯迅加入《新青年》編委會,并于同年在《新青年》上發表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《狂人日記》,以“魯迅”這一筆名登上文壇。魯迅與李大釗、陳獨秀的相知,就與共同參與《新青年》雜志編委會的工作有關。


          魯迅對李大釗的道德文章均十分推崇,現存的魯迅藏書中,還保存著李大釗編的三期《政治生活》雜志。在這幾本雜志中,有李大釗用“守?!薄矮C夫”等名發表的文章,其中一期刊載的《土地與農民》一文,曾被毛澤東編入《農民問題叢刊》,作為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的學習材料。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魯迅,多次提到他的文章是“聽將令”的,為的是“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,使他不憚于前驅”。在李大釗所編《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》上,魯迅發表的小說《藥》和四篇《隨感錄》,無疑是用文學的語言回應了“將令”。李大釗也曾高度評價當時魯迅新發表的小說《長明燈》,說這篇小說是魯迅在《狂人日記》中喊了“救救孩子”之后,緊緊接上去的戰斗號角。李大釗被害后,魯迅不顧危難,為昔日戰友的葬儀捐款,并為其遺作《守常全集》撰寫了題記。在題記中,魯迅深情地說:



          在《新青年》時代,我雖以他為站在同一戰線上的伙伴,卻并未留心他的文章,譬如騎兵不必注意于造橋,炮兵無須分神于馭馬,那時自以為尚非錯誤。所以現在所能說的,也不過:一,是他的理論,在現在看起來,當然未必精當的;二,是雖然如此,他的遺文卻將永住,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,革命史上的豐碑。



          在《新青年》編輯部,陳獨秀與魯迅交往較多,還是最早敦促魯迅將小說結集出版的人。1920年9月,陳獨秀在致周作人的一封信中寫道:“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,請你問他倘若以為然,可就《新潮》《新青年》剪下自加訂正,寄來付印?!焙髞?,魯迅提到自己的小說創作時,在《我怎么做起小說來》談道:“這里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,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?!?/p>


          對于陳獨秀的性格,魯迅在《憶劉半農君》一文中有一段有趣的描述:


          《新青年》每出一期,就開一次編輯會,商定下一期的稿件。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。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,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,大書道:“內皆武器,來者小心!”但那門卻開著的,里面有幾枝槍,幾把刀,一目了然,用不著提防。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,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:“內無武器,請勿疑慮?!边@自然可以是真的,但有些人——至少是我這樣的人——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。



          與左翼翻譯:

          志同道合的“竊火者”



          翻譯與寫作,是兩種不同的勞作。在魯迅看來,翻譯是輸進新精神的重要途徑,他一生共翻譯了14個國家近百位作家約300萬字的著作,和他自己創作的字數接近,或可證明其對翻譯的熱情不亞于創作。在魯迅的譯作中,有很多介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著作和蘇俄革命文學。在魯迅的“紅色朋友圈”中,也不乏這樣的“同道者”。


          早在1920年,也就是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誕生的這一年,這個小組的成員之一陳望道就把他剛剛翻譯完成的《共產黨宣言》中譯本寄贈魯迅。周作人晚年回憶:魯迅在接到書后當天就翻閱了一遍,并稱贊說:“這個工作做得很好,現在大家都在議論什么‘過激主義’來了,但就沒有人切切實實地把這個‘主義’真正介紹到國內來,其實這倒是當前最要緊的工作?!?928年下半年,陳望道主持的大江書鋪正式開業,在魯迅等的支持下,這個機構以出版進步書刊、宣傳馬克思主義、介紹科學的文藝理論為特點活躍在上海書界,成為推動左翼文藝運動的一個重要據點。應陳望道的約請,魯迅“極其慎重、認真和精心”地翻譯了盧那察爾斯基的美學論著《藝術論》。


          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,斯世當以同懷視之?!濒斞赴押瓮咔俚募鋾涼那锇?,傾注了對志同道合的瞿秋白親如手足的情誼。


          1931年,瞿秋白來到上海從事革命文化工作。魯迅從馮雪峰處聽說瞿秋白精通俄文,急切地說:“我們抓住他,要他從原文多翻譯這類作品,他的俄文和中文確是最適宜的了?!濒斞冈谝环庵脉那锇椎男胖?,親切地稱瞿秋白為“敬愛的J.K.同志”,在現存的1700多封魯迅信札中,稱對方為“同志”的,僅此一封。在這一時期兩人的交談中,瞿秋白經常把自己構思的腹稿講出,征求魯迅的意見,經修改補充,由他執筆,以魯迅的名義發表。兩位好友的觀點相近,風格近似,有時候連魯迅自己也分不清到底是誰寫的文稿。


          那時候,瞿秋白夫婦從事革命工作,以魯迅為代表的一些朋友,不僅無私關懷他們,而且冒著生命危險掩護他們。1932年到1933年間,魯迅先后四次接納瞿秋白夫婦在自己的寓所避難。



          與青年木刻家

          用藝術投入抗戰



          魯迅認定,版畫藝術“當革命時,版畫之用最廣,雖極匆忙,頃刻能辦”,“是正合于現代中國的一種藝術”。1931年8月,他在上海主辦“木刻講習會”,從此中國新興木刻運動拉開帷幕。魯迅逝世后,木刻青年們有的留在國統區,從事抗戰版畫創作和抗日宣傳,江豐、沃渣、胡一川、力群、劉峴、陳鐵耕、黃山定、葉洛等則陸續奔赴延安??箲鸢娈嫷呐畈l展,充分體現了魯迅的戰略眼光。


          作家蕭軍曾說:“在30年代,魯迅先生的兩只手,一只手是培育了若干青年文藝作家,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;另一只手是培育了若干青年木刻家——劉峴同志就是其中之一?!?/p>


          20世紀30年代初,在上海美術??茖W校學習的劉峴,沉迷于木刻版畫,“一天到晚都在木刻,平均每天一幅,刻好就印”。從《魯迅日記》記載的情況看,1933年1月到1936年3月,劉峴與魯迅之間信件來往達51次。劉峴不停地把自己的習作拓印出來,送給魯迅請求批評、指教,魯迅“總是談得那么熱情、從容,并不時發出爽朗的笑聲”。


          1937年,“七七事變”爆發,劉峴毅然終止在日本的學業,歸國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動中,用版畫藝術宣傳抗戰。1938年春,劉峴參加新四軍,1939年到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美術系任教。在延安,他把民間的窗花、年畫的創作技法引入版畫創作中,創作了更多富有民族特色、群眾喜聞樂見的版畫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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